有哪些地方立法权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六和彩挂牌

发布日期:2020-01-27 11:3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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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六和彩挂牌,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须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作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我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我国《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我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展开全部有些地方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权。我国的地方人大立法分为一般地方的立法和特殊地方的立法。

  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如:齐齐哈尔、吉林、抚顺、鞍山、大连、唐山、邯郸、大同、包头、青岛、淄博、洛阳、淮南、无锡、宁波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这一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范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已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变通规定;二是国 家尚未制定或不可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制定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为可以变通法律的规定,所以规定须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这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

  第二,全国人大特别授予立法权的地方。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该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1988年、1992年、1994年和1996年全国人大先后四次分别授权海南省、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所在省的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特别行政区。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有权制定法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澳门特区除外交、国防以及其他属于中央政府管理范围的事务不能立法外,有权对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立法。但两个特区的立法权是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的,特区行使此项权力,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规定,是否超越国家的授权,应由中央监督,因此又规定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的立法体制既是统一的,又是分层次的,是由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以及授权立法权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立法体制,说明地方立法,从性质上讲,应当是对中央立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补充,行政法规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补充,都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立法体制,也可以说主要体现了以下两个精神:一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坚持中央必要的集中统一,又注意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二是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既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立法权掌握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更有利于直接反映群众意愿和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关手里,以保证立法的民主性;同时,又注意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保证国家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

  总之,我国的立法机关只有一个,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地方人大是否享有立法权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部分地方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全国人大特别授予立法权的地方;特别行政区等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当然地方立法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特别行政区立法应符合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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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从事立法、司法、法学研究等工作的法律执业者开辟了广阔发展前景,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对决定中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的解读。

  【原文】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决定对立法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表明了党对立法在依法治国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纵观我国立法现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一些法律还需要及时修改和制定。

  “立法工作不但涉及全国人大立法,还有行政部门的规章,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条块结合,利益交叉。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立法先行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及时的。”陈卫东说。

  【原文】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说,决定围绕司法改革的总目标,从法院机构的改革到个体法官的选拔,都细化为具体的改革举措,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法院和法官产生重大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旨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破解地方对法院审判的干扰,同时便于群众诉讼,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逐级遴选制度让年轻法官在基层更好锻炼、历练人生,阅历丰富后,再向更高层级的法院发展,自下而上的过程符合司法实践规律。随着法院机构人员的一系列改革推进,将使法官更好地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权。

  【原文】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说,全会决定中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原有的体制束缚、突破了机制性障碍,将使检察事业发展向前大大推进,人民检察官将大有可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现有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扩大,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可以使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同时,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保护司法人员免受打击报复。

  【原文】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江宁网上新闻发布厅”创新上线66654跑狗报彩图!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

  【点评】北京李晓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晓斌说,决定的出台对律师队伍建设意义重大,规定的也比较全面,既保障律师权益,扩大了律师服务的范围,同时又从“不得”的角度划定了边界。把律师队伍的发展、业务的拓展和作用的提高,以及同时要承担的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很好地结合起来。

  “律师不是‘法外之众’,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李晓斌表示,决定强调了律师应遵循的职责,广大律师就应该按照决定的要求,严格遵守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推动律师队伍健康发展。

  【原文】发展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队伍。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激励法律服务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逐步解决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和高端人才匮乏问题。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

  【点评】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晓莹说,决定对于法律服务与法学研究领域未来发展提出的指导思路,非常具有针对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法治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法律实务人才和高水平的法学研究人才。但是,法律实务界和法学研究界的人才交流壁垒一直存在,交流面窄、交流人数少等问题妨碍了人才队伍建设。决定的出台,必将推动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广泛化,更大程度做到两个领域的优势互补,这也必将成为高水平、高素质法律人才队伍建设中关键且卓有成效的一步。

  《决定》指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孙宪忠对记者表示,民法典在法治历史上主要是体现民权保护的思想价值。《决定》是第五次提出编纂民法典。新中国成立之后,曾有过四次编制民法典的工作。其中比较认真的一次开展民法典编制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我国经济体制巨大变更的改革初期,人们已经意识到需要一部民法典,并且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民法典,而新中国已经成立这么多年还没有民法典,凸显了我国民权保护方面的缺失。所以当时就要编制民法典,编制工作主要由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负责。可是最后经过五六年的努力都没有编制出来,对此有一个基本的解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这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未来动向。民法社会之中最基本的现象及其他规范,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还不理解。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了几十年,在这个经济体制下,人们习惯听政府的,听领导的。而民法社会的习惯是要让人们依法自治,要让老百姓自己通过合同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这在当时八十年代是不成熟的,所以就制定了一个《民法通则》,把当时能认识清楚的问题解决下来了。现在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问题就清楚了。相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都是听国家的计划。但现在虽然国家行政命令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还有另一个空间,就是民众自己意思自治,简单来说,从一般的合同、婚姻、财产的扭转,包括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运作等,在这么大的经济生活领域里头,政府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很淡的。甚至很多人一直在呼吁政府应该从这个领域中撤离,应该把这个领域交给大众自己处理。这种现象在法制上就叫做民法社会。

  私权社会、司法社会,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民法社会就是从婚姻、家庭、财产的处理到公司,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整体,民众自己说了算,就像婚姻一样,形成民法社会,意思自治的社会,在这个意思自治的社会就需要一个基本的法律,就是民法。民法的条文、内容方方面面非常多,我们需要一个体系化的整理,这个体系化的结果就是民法典。

  《决定》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对记者表示,要想落实法治政府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推行权力清单,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主要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监管市场运行和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只有用权力清单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才能保障彼此合法有效地运行,否则政府权力过大会侵蚀市场自由运行的空间,行政干预和行政配置资源过多会导致市场失灵和低效,显然必须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另外,也要划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让权力接受约束、监督,避免权力设租和权贵资本横行,如果政府权力过大和不受法律约束,出现选择性管理和执法,自然就成了利益驱动机制,吃力不讨好、得罪人的事就不作为,若权力行使没有清单、不受约束和监督自然就唯利是图,用权力设租就难以约束,因此只有让各级政府设定权力清单,管好自己该管的事,理想化的法治政府和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才能线 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

  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对记者表示,在行政执法队伍方面,我们之前的现状是每一个局在市县两级至少都有一支队伍,有些执法队伍甚至有五六支、七八支。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因此各个部门都养一些执法队伍是不应该的,应该合并。比如农业局,下面有执农机的、有执农药的等好几支执法队伍。虽然作为农业执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其实在基层很多事务都是有关联的,不一定要分这么开,一个局里执法队伍种类太多是不必要的,因此《决定》提出要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与此相联的,就是目前这些执法队伍的权职交叉比较严重,越细分,交叉的频率就越高。不但权职交叉,还容易相互扯皮,扰民,因此要把这些队伍并起来。合并有两种,一种是系统内的合并,比如把所有农业局的队伍都合成一支。还有一种就是系统外的综合。现在比较成型的就是文化领域的综合执法,管出版的,管音像的,管娱乐行业的都合成一支队伍,这就是综合执法。综合执法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交叉重复。

  而综合执法就需要把执法的机构建立起来,而不能只是一个机制。因此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四中全会加了一句话“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要将城管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的话,也需要加强城管的机构建设,有一些执法部门可能就要合并到城管。目前现象是,虽然城管是一个机构,但是和城管有相同执法权的机构还是有很多,比如规划局有执法队伍,住建也有执法队伍等等,这些和城管管的事情还是有些交叉的,因此都需要合并。另外,在执法人员的资质方面也开始严格把关,比如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等。

  另外,在“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方面,《决定》要求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而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虽然收支两条线,不直接挂钩,但是变相挂钩现象还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目前的按比例返还,上缴的罚没收入多,财政返还得就多,这就是变相的挂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执法队伍有时候为了钱和利益来执法,而不是根据法律来执法。这也导致不可能严格依法行政执法。未来可以按财政预算拨款。